导致杭州银行与叶罗彬这一系列贷款出问题的关键，正是五六年前一度闹得轰轰烈烈的上海钢贸风波。
据记者不完全统计，上海浦东新区法院2013年全年受理钢贸类贷款纠纷2500件，2014年一季度就增至1051件，纠纷主体也不再限于上市银行，许多小银行也卷入其中。当时，民生银行、中信银行等大行“损失惨重”，不良贷款剧增。
民生银行2014年年报显示，该行2014年末不良贷款率为1.17%，同比上升0.32个百分点。2013年上半年，中信银行逾期贷款合计306.85亿元，比年初增长42.82%;长三角地区不良贷款余额达到100.27亿元，占总额61.26%，不良贷款率2.22%，较2012年末大幅增加。
据相关媒体2014年的报道，当时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为抓住钢贸企业客户，做了大量的小企业联保。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成为中信钢贸坏账最严重的分行，彼时该分行钢贸规模100亿元，风险敞口却达60亿元。2014年，中信银行行长朱小黄透露，新增的不良资产主要就是2011年-2013年间形成的。
类似的情况也曾在杭州银行上海分行出现过。记者以“杭州银行上海分行”、“钢铁”、“宁德”等关键词在裁判文书网上搜索，结果显示，除了叶罗彬等人的借款外，还有多家企业因贷款纠纷被杭州银行上海分行告上法庭，借款时间在2011年至2013年之间。
根据新华社之前的报道，早在2011年，先期预警指标已显示，上海钢材贸易行业存在严重的重复质押、负债过度情况。在风险暴露前，原上海银监局就针对钢贸信贷风险向银行发出预警，并打击了相关违规操作。
原上海银监局发现，大量钢贸商将存放在仓库里的同一批钢材重复抵押给多家贷款机构;贸易商之间互相担保以增加借款;通过“一女多嫁”甚至伪造虚假仓单，钢贸商套取银行贷款用于投资房地产或其他投机领域。而银行为追求业绩，审贷也出现尽职调查不足的情况。以当时上海整个钢贸体量，贷款只需1300亿至1400亿元，但实际的钢贸贷款却达到了2400亿元，足足多了1000亿元。
对于这场危机的化解，原上海银监局及时出台了监管条例，严控假仓单、骗贷、挪用。截至2016年，钢贸融资回收成效明显，钢贸表内外授信余额已经缩减到正常贷款214亿元，成功重组、回收信贷资产1500亿元。
统计数据显示，2011年全国钢材贸易贷款1.89万亿元，同期全国贷款总额54万亿元。钢材贸易贷款在整个银行贷款中的比例高达3.5%。其中，上海钢贸行业向银行融资达1600亿元。
南京财经大学金融风险管理研究所所长陆岷峰曾对此表示，在信贷管理过程中，商业银行风险防控能力直接决定着其资产质量水平。无论是从客户准入、贷前调查、贷款审批，还是放款审核、贷后管理各个流程都要注重风险防控。
陆岷峰认为，在客户准入审核时，若尽职调查不充分，对资本金来源真实性核实不准，就使得潜在的信贷风险点深藏其中，埋下隐患;在贷后管理上，若对贷款资金流向、押品状况等监控不到位，就使得风险难以有效缓释，担保措施名存实亡。总之，不良贷款的飙升与商业银行内控管理水平、风控把控能力密切相关。
回归璟合实业欠款杭州银行上海分行一案。璟合实业所欠的近12亿元本息贷款会不会“打了水漂”，难免受人关注。
公告显示，杭州银行上海分行可以依法与被告璟合实业协议，以抵押物折价或者申请以拍卖、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。但是，另一法律文书显示，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，璟合实业旗下位于上海的商业地产在2013年12月至2020年12月期间产生的租金等应收账款3.25亿元，应优先偿付给工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。
杭州银行还公告称，对于此次诉讼涉及的贷款，杭州银行此前已将本次诉讼所涉贷款纳入不良。但目前该判决尚处于上诉期内，且被告偿债能力及抵押物的变现时间仍存在不确定性，杭州银行已对本次诉讼所涉贷款计提相应贷款损失准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