截图自能量传播2019年年度报告
近日，《鲁豫有约》的出品方——能量传播(833482.OC)再次接到来自监管机构的问询函，要求其说明营收波动及业务转型情况、部分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相关情况等。
能量传播在挂牌前，其营收保持着增长的势头，明星股东陈鲁豫、周立波也让这家公司备受关注。
但是，在挂牌后，能量传播的营业收入不断下滑，甚至出现了亏损的情况，2019年，其全年亏损扩大至1.43亿元。
有接近能量传播的知情人士告诉红星资本局，在上个月的股东大会上，有股东质疑“能量传播挂牌后的业绩是全在白干还是蓄意造假?”
红星资本局发现，在能量传播披露的财务情况中存在多项疑点，甚至被知情人士质疑其是变相转移资金。
6月12日，红星资本局以投资者身份致电能量传播的董事会秘书王昕媛，其对多项疑点进行了回应，但对于其中的关键质疑，对方仅表示不便回复。
明星股东加持：
节目多以陈鲁豫和周立波为核心
能量传播是一家视频内容服务提供商，其出品的拳头节目产品有《鲁豫有约》《壹周立波秀》《超级演说家》以及《小崔说 立波秀》等。
从能量传播的知名出品节目就可以看出，基本上是围绕着两位知名主持人——陈鲁豫和周立波进行运作的。
事实上，两人不仅仅是节目主持人，也是能量传播的股东。
截至2019年年末，陈鲁豫持有650万股股份，持股比例约为3.86%，为第七大股东兼董事。按照能量传播现股价3元/股进行计算，其手中的股份市值大约为1950万元。
而2017年4月，在当时公布的2016年年度报告中，周立波持有400万股股份，持股比例约为2.52%。但是，到2017年8月公布的2017年半年度报告中，周立波的名字从“前十名股东”行列中消失。6月12日，红星资本局以投资者身份致电能量传播的董事会秘书王昕媛，对方称，目前周立波仍然是能量传播的股东，只是不再是前十大股东。
疑点重重
三问能量传播
在挂牌后，从2015年的年度报告开始，其营业收入不断下降;近一年来，能量传播已收到过三次问询函;能量传播一改往次财报中标明欠款方单位的做法，仅以“客户1”“客户2”等字样来代替……
一问： 挂牌后业绩为何连年下滑？
能量传播成立于2004年，其自然人股东仅有包含唐建在内的2人，后在2010年到2011年期间增资，陈鲁豫和周立波等也在此时进入能量传播的股东行列。
2015年9月，能量传播在新三板挂牌。根据披露的经营数据来看，在挂牌前，从2013年到2014年，能量传播的营收保持着增长的势头，2013年为2.71亿元，2014年为3.99亿元。但是，在挂牌后，从2015年的年度报告开始，其营业收入不断下降。尤其是在2018年的年度报告中，营业收入相比同期下降57.05%，净利润更是变为负数，亏损6935万元。
到2019年，营业收入继续下滑，亏损扩大，全年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-1.43亿元。
有接近能量传播的知情人士告诉红星资本局，在上个月的股东大会上，有股东质疑“能量传播挂牌后的业绩是全在白干还是蓄意造假?”
对于业绩下滑，能量传播在2018年年报、2019年年报中都表示，主要原因是公司调整业务结构，而且电视栏目(市场)规模和数量都有所下滑。6月12日，其董事会秘书王昕媛告诉红星资本局，业绩下滑是因为“限薪令”后，传媒行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。
当红星资本局问及对明星“限薪令”难道不应该是利好作为节目制作方的能量传播时，对方回应称：“不是，我们之前都是做好节目卖给电视台，而现在很多头部电视台都出现了亏损。”
二问：
红星资本局注意到，在近一年来，能量传播已收到过三次问询函。
由于监管机构仅要求其将说明材料报送回去、抄送主办券商，并未要求其公开披露，所以，能量传播的一应回复函目前均无法查看。但是从监管机构的二次问询函中仍可窥见端倪。
在能量传播2018年的年度报告中，出现了一笔预付款项，涉及的公司为北京正大蛋业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正大蛋业”)，金额为2550万元，显示为货款。而正大蛋业为农产品公司，经营范围为鸡蛋的批发、加工蛋制品等。一家影视节目制作公司为什么和一家农产品公司有大额的货款往来?
2019年6月，监管机构曾要求能量传播说明该货款涉及的具体业务。据监管机构的二次问询函，当时能量传播回复称：“正大蛋业以特需富硒鸡蛋价值4000万元的提货权，置换公司因播出《网络演说家》所享有的广告资源。该形式属于广告业务以产品换广告的销售形式。2017年末相关广告业务尚未确认收入，公司将该项目对应的《网络演说家》成本2550万元调至预付款项核算，正大公司全部交付产品后确认存货成本。”
这也意味着：正大蛋业以4000万元鸡蛋的提货权置换广告资源，截至能量传播进行回复说明，其尚未全部交付产品。而能量传播已经预付了2550万元的钱款——这笔钱款为该项目对应的《网络演说家》的成本。
对于该事，上述知情人士告诉红星资本局：“能量传播真傻到本来不着急要货，却提前这么久把钱打给别人?更何况，这是与能量传播主营业务完全不相关的销售农产品业务。能量传播想用这些鸡蛋来干什么?难道用来充作财报数字?是否变相转移资金?”
6月12日，当被问及上述交易的具体情况时，王昕媛向红星资本局表示不便回复。
三问：
红星资本局从前述知情人士处获悉，在股东大会上，有股东就能量传播的财务情况提出了更多的疑点，包括坏账以及不明交易等。
据能量传播披露，截至2019年12月31日，能量传播的应收账款余额为3.03亿元，坏账准备余额为1.74亿元。与此同时，能量传播一改往次财报中标明欠款方单位的做法，仅以“客户1”“客户2”等字样来代替，让人难以分辨：计提坏账准备的钱究竟是让哪家公司占了便宜。
6月12日，红星资本局问及坏账的具体情况时，王昕媛仅表示，这是按照会计准则实行的，不用上股东会，董事会可以根据准则直接进行相关操作，“我们也不想这么做，但是会计准则让我们这样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。”
红星资本局注意到，在使用“客户123”的表述前，《2019年半年度报告》曾公布过主要的欠款方，分别是：北京电视台(6684万元)、上海昶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(6600万元)、天津力量传播广告有限公司(3400万元)、北京外企景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(2191万元)以及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(2100万元)。
虽然能量传播未直接公布坏账准备的欠款方名称，但红星资本局对比2019年半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发现：“客户1”的欠款为6600万元，与半年报中的一笔欠款金额一致。这笔欠款的账龄为1-2年、2-3年，所以不是在2019年增加的，疑似是对上海昶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应收款项。目前，这笔款项已经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余额。
同样全额进入坏账准备余额的还有一笔3400万元的应收款项、一笔2100万元的应收款项，从金额和账龄上来看，疑似是对天津力量传播广告有限公司、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的应收款项。
让人疑惑的是，对于部分欠款方，能量传播诉诸法律，比如，申请对观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进行仲裁……但是，从公告上来看，能量传播未对上述三家公司采取任何相关法律措施催收，就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余额。
为什么不对其他欠款方进行法律催收，而是直接全额计提坏账准备?6月12日，王昕媛告诉红星资本局，目前已经对天津力量传播广告有限公司进行起诉，只是没有在网上进行披露。
而对于其他的欠款方，王昕媛向红星资本局表示，需要确认一下是否已经起诉，确认过后会回电告知。但截至发稿，红星资本局尚未收到回复。
